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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藝
羅嶼   圖/FOTOE    2018-12-01    第528期

沈從文:我不相信命運,卻相信時間

人們在談及沈從文時,多會偏重其溫厚、寬容、隱忍的一面。他能耐住困苦和寂寥,不為時代所裹挾。然而,這個一生忠于自我的人,內心或許始終有種揮之不去的恐懼感,這不是怯懦或怕死,而是不愿有價值的生命白白耗費于人為的風雨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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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1月,湖南師范大學教師凌宇收到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一封來信,信中寫道:“你那本傳記,有幾處,老人家(沈從文)一再囑我給你寫信,堅決刪去。”

張兆和信中提到的傳記,即凌宇完稿于1987年夏天的《沈從文傳》。同年10月,凌宇將打印好的文稿帶到北京,送交出版社,同時面呈沈從文。一周后,凌宇心情忐忑地來到沈家,準備接受“即將到來的傳主本人的判決”。然而,沈從文只是輕輕地說:“很不錯,很不錯。”凌宇喜形于色,心里卻起了一絲酸楚:“我豈不知沈先生的評語只是出于對晚輩的厚愛?”

凌宇翻開沈從文過目后的書稿,上面留下不少用鉛筆校改的字跡,筆畫已不中規矩,歪歪斜斜。沈從文自1983年病倒后,思維雖依舊敏捷,生活上卻離不開張兆和的照顧,若寫短文、短信,往往只能口述再由張兆和筆錄,可見他在一字一句校改《沈從文傳》時是怎樣的費力。凌宇發現,沈從文除卻對文稿中時間、地名、人名訛誤處有所校正,“凡屬可能牽動對傳主整體認識與把握的地方,無論這把握是否準確,一處改動也沒有”。

凌宇懸著的心終于放下。但這本傳記卻給沈從文帶來些許不安,否則他不會在幾個月后囑咐張兆和寫信再提傳記一事。

2018年年末,作為沈從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,凌宇對《新周刊》回憶道,信中明確列出要刪去的內容,“全與沈先生本人的行狀無關,只是涉及一些曾與他有過某種瓜葛的人士的毀譽”。比如,沈從文年輕時被一“白臉女孩”騙去賣沈家老屋所得的一千塊錢,因而無臉見人,從芷江出走常德。凌宇將“白臉女孩”的名字寫入《沈從文傳》。“沈老囑我刪掉的理由是——聽說這位老太太(當年的白臉女孩)還健在,不要因此給人造成損害。”

沈從文要凌宇刪去的另一處涉及的那人,“文革”前曾得沈從文幫助,一再托人說要長遠做他學生,“文革”中卻無中生有,誣告沈家是“裴多斐俱樂部”,經常“舉辦黃色舞會”“聽黃色音樂”,還曾當眾指著沈從文的額頭奚落說:“你過時了。”

即便內心深受傷害,沈從文依舊叮囑凌宇在傳記中“不要點名”,“寫得太具體不合適,也無必要”。在凌宇看來,“沈先生寬容到極點”。黃永玉也說過:“從文表叔一輩子善良得不近人情。即使蒙恩的男女對他反噬,也是從不想到報復。”黃永玉覺得,這并非源自沈從文強大的自信,也不是他沒有還擊的力量,“只不過,把聰明才智和光陰浪費在這上面,早就不是他的工作習慣”。

“命運仿佛做出一種持平的安排,讓他以知識上的富有,去彌補生活中的敗北。”

在1949年春天自殺被救后,沈從文反倒“平靜”了,用他自己的話說,是“轉入謐靜”,他說要新生,“在一切毀謗和侮辱打擊與斗爭中,得回我應得的新生”。但沈從文也清楚,“在承受了新的社會要求的文學領域內,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。與其于己于人有害無益,不如避賢讓路。既然實證生命價值的途徑不止一條,文學創作已經難以為繼,盡可以另外的方式為社會服務”。

沈從文找到的“另外的方式”,便是文物研究。1949年后,關于工作去向,他其實可以選擇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,但最后還是選了歷史博物館。

沈從文最初在歷史博物館的工作,是為陳列的展品寫標簽。那時,從香港回內地工作的黃永玉正寄居在沈家,見表叔在新工作上安之若素的神氣,黃永玉心有疑問。“我為他那精密至極的腦子擱下來不用而深深惋惜。問他為什么不寫小說,粗魯的逼迫有時使他生氣。” 黃永玉說。

棄文而研究壇壇罐罐,在很多人看來,是沈從文逃避且無奈之舉,但凌宇認為,沈從文后半生傾心古文物研究,并非以消極隱退的方式求自保,“他只是在一種不做廣告、不事聲張、旁人迷惑不解、自身也默默無語的狀態中,開始了向另一片天地的艱難跋涉”。

上世紀50年代,每天清晨,天安門前的一個角落里都會瑟縮著一個五十出頭的矮個老人。三九寒天時,他穿一件灰布棉襖,一面跺腳一面將一塊剛出爐的烤白薯在兩手間倒來倒去取暖。過往的行人,誰也不會料到,這個正等候博物館警衛按規定的上班時間將門打開的老人,就是沈從文。

為了這份嶄新的事業,沈從文簡化了自己的生活。因為怕耽誤時間,他中午從不回家,經常拿一塊手絹包兩個燒餅在館內填飽肚子,下午繼續工作。幾年時間,他以驚人的毅力,成為文物史方面幾乎“富甲天下”的專家。“在沈從文身上,命運仿佛有意在做出一種持平的安排,讓他以知識上的富有,去彌補生活中的敗北。”凌宇說。

“永遠地、永遠地擁抱著自己的工作不放。”

如凌宇所言,在由千千萬萬文物筑成的歷史迷宮中徜徉,沈從文游刃有余,但是發生在他身邊的人事風云,卻令他一籌莫展。當年,為配合“三反”“五反”運動,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一個“浪費展覽會”。一批由沈從文經手購買的文物,被當作浪費的典型拿到展覽會場陳列。沈從文也被通知去參觀,接受教育。他默不作聲,眼前的景象只讓他感到滑稽。

歷史博物館新館落成后,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應邀參觀,沈從文被指定為陪同講解。吳晗一行來到館內,沈從文正待上前,見吳晗與幾位館內領導在文物前侃侃而談——吳晗雖是一位歷史學家,對文物卻并不十分在行——不愿掃他們的興,沈從文悄悄轉身離開。事后,館內立即召開批評會,稱沈從文失職及無組織、無紀律。沈從文不作聲。有人揪住不放,繼續發問:“你為何中途來了又跑?”沈從文無奈,只好說:“你們見他鞠躬如也,他見了我也是鞠躬如也。”人們方才知道吳晗曾是沈從文的學生。

“沈先生深知人情世態大率如此,許多事是無需辯也無從辯的。”但凌宇覺得,對任何人而言,由意志支配的豁達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識里的軟弱。常年埋首于壇壇罐罐的那份寂寞,也培養著沈從文的孤獨感。一天,鄭振鐸來博物館看望沈從文,見到這位30年代即相熟的文壇舊友,沈從文有許多話講,卻不知從何說起,他只是握著鄭振鐸的手叫了聲“西諦”,眼圈便紅了。

但沈從文從沒后悔自己的選擇,他覺得從事文物研究對整個中國而言,是一件“急得不能再急的事”,他容不得自己無端耗費生命。在給黃永玉的一封信中,他寫道:“要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;摔倒了,趕快爬起來往前走,莫欣賞摔倒的地方耽誤事,莫停下來哀嘆;永遠地、永遠地擁抱著自己的工作不放。”

“我還是做我的文物工作,我是個上不得臺面的人。”

但沈從文和他所熱愛、擁抱的文物研究工作,卻一次次卷入社會風暴。

在學者張新穎看來,沈從文的后半生如同一個漫長的絕境,而他日復一日以創造事業的方式對抗著這個絕境。1949年的那次自殺,對沈從文而言或許也是“因禍得福”,已經“死”過一次的人,如同在絕境中重生了一次,以至于他在此后經歷如此多的磨難、風波、屈辱——無論是“文革”中被下放到湖北咸寧干校,還是傾注大半生心血完成的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歷經16年才得以出版——他都能淡然處之。

據黃永玉回憶,“文革”高潮時,久未見面的叔侄倆忽然在東堂子胡同迎面相遇,沈從文裝作沒看到他,擦身而過。一瞬間,他頭都不歪地對黃永玉說了4個字:“要從容啊!”

在很多沈從文研究者看來,沈從文身上的這種淡然,很大程度源于他有一個強大的“自我”,知道如何判斷自身與周遭的關系。凌宇甚至認為,在中國所有現代作家中,沈從文是堅守自我最好的一個。

1958年,在一次文藝界慶祝反右斗爭勝利的會議上,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當場宣布,老舍很忙,準備讓他多做一點全國文聯的工作,北京文聯主席想請沈從文擔任,舉座一片掌聲。沈從文立即站起來說:“我還是做我的文物工作,我是個上不得臺面的人。”此事就此擱淺。
 
“20世紀最后一個浪漫主義者命定的悲劇性。”

這些年人們在談及沈從文時,多會偏重其溫厚、寬容、隱忍的一面。他能耐住困苦和寂寥,不為時代所裹挾,在不公的命運面前,有掙扎,有苦痛,但也能避害躲災,在困難的環境中作出應有的學術貢獻。凌宇在與沈從文長達10年的交往中,從未聽到他惡語向人,“間或也聽到他無言的嘆息,但那只是一種對人心叵測的悲憫”。但凌宇總覺得,在這寬容與悲憫的背后,似乎又深藏著一種難言之隱。至于這難言之隱究竟是什么,他無法說清。

直到沈從文去世前一個月,正在積極籌備一場全國性沈從文研究學術討論會的凌宇,在一周內連收兩封由沈虎雛(沈從文次子)筆錄的沈從文來信,信中措辭決絕:不同意召開這樣一場有關他的學術討論會。沈從文信中還提到凌宇的《沈從文傳》,“還不能從深處抓住我的弱點”。

“從字面上看,沈先生力圖‘忘我’,幾乎到了‘逃名’的程度。”但凌宇回憶與沈從文的交往,“他不是一個出世者,無論是先前的文學創作,還是后來的文物研究,都被沈先生視為證實生命價值的途徑。”凌宇覺得,沈從文之所以如此“逃名”,在于他內心深處的一種“迫害感”。“他有著太多歷史與現實的負累,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陰影在追逼著他。他極力要逃離這陰影,卻始終逃不出去。這不是怯懦或怕死,死并不可怕,活著反而艱難。”凌宇記得,1981年沈從文訪美期間有臺灣作家問他是否相信命運。沈從文答:“我不相信命運,卻相信時間,時間可以克服一切。”在訪美期間,沈從文還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:“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,許多人在運動中都犧牲后,就更需要有人頑強堅持工作,才能留下一些東西。”

“沈先生不愿意有價值的生命白白耗費于人為的風雨中,他的擔憂與恐懼,從大處看,是為民族;從小處看,是為自己,同時也為別人同樣寶貴的精力與生命。”沈從文去世后,凌宇在一篇懷念文章中,援引了沈從文寫于40年代的一句自我預言:“20世紀最后一個浪漫主義者命定的悲劇性。”

2018年是沈從文去世30周年。凌宇回顧自己幾十年的沈從文研究,“既是向一個作家的作品貼近,也是向一個作家的靈魂貼近”。然而越貼近,他就越覺得無法捅破阻礙心靈溝通的最后那層薄紙。他忽然想到,沈從文一生其實都在呼喚、尋求人與人心靈的溝通。

凌宇記得,沈從文逝世后,靈堂懸掛的遺照上寫著他生前的題詞:“照我思索,能理解‘我’;照我思索,可認識‘人’。” “靈堂里回蕩著的貝多芬《悲愴》樂曲,不只是沈先生一生命運的寫照,也是他所意識到的人類靈魂的宿命象征。”
(參考文獻:《看云者:從邊城走向世界》《摘星人:沈從文傳》《長河不盡流——懷念從文》《沈從文的后半生》等)

THE END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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